藏書票源自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為書籍主人的表徵，又被稱為「珍珠版畫」、「袖珍版畫」或「紙上寶石」。
台灣藏書票的發展，從日治時期由日本學者引進，迄今已逾越八十餘年了。根據收集的資料顯示，在台灣最早發表有關台灣藏書票的資料顯示，在台灣最早發現有關台灣藏書票的文獻是在昭和七年(1932年)元月的《台灣山林報》。第六一九號刊物上，已屬名悟郎(本名緒方悟一郎，任職於台灣殖產局山林課)撰寫的〈在日本的藏書票〉為最早。
本特展台灣難得一見的珍貴老藏書票與日本現代收藏名家之珍藏，期待這場文學與美學的饗宴，譜成一樁樁動人的翰墨音源。
歐洲的教會與修道院當中，早就有以傳統木刻版畫方式來印製聖經與當中的插畫，因此只要宣示書籍主權與張貼藏書票的觀念一產生，就可以出現藏書票藝術。德國於十五世紀出現一張「刺猬」藏書票（圖一），為德國Schönstett家族的牧師Johannes Knabensberg所擁有，用來警告偷書賊和意圖傷害書的人要遠離書籍。關於此藏書票的創作年代，強森（FridolfJohnson）認為是1450年代，哈帝（W. J. Hardy）則較保守，僅說明為十五世紀末的作品。
另一張重要的十五世紀藏書票，是德國的「天使與徽章」藏書票（圖二），尺寸約為2.5英寸平方，是德國比伯拉赫的勃蘭伯登家族（Hilderbrande Brandenburg aus Biberach）當中的Hildebrand Branderburg先生，為了贈送書籍給位於德國Buxheim的卡爾特教團修道院（Carthusian Monastery）時所特別製作的。關於此枚藏書票的創作年代，強森（Fridolf Johnson）認為是1470年代，樋田直人認為是1480年代時的創作。
在1480年代，古騰堡的鉛字活字印刷術已經廣為應用，書籍市場的交易也日漸熱絡，再加上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也正是歐洲中產階級興起之時，在天時地利與人和等眾多原因的交織之下，書商、書店與圖書館的編製開始成形，書籍數量的增加會連帶讓藏書票的需求量也增加，而藏書票的製作通常都會委託給當時的藝術家，藝術家一向都是創意豐沛，透過委託者與藝術家的雙向溝通，藏書票的設計也日漸多元。目前看來，十五世紀不僅僅出現了最早的藏書票，亦是一個讓愛書者與藝術家真正開始專注於藏書票設計與創作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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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的活版印刷術更為普及，自然出版業與書局也隨之日益興盛，在民眾有更多機會接觸書籍的同時，知識的逐漸普及正影響社會文明進步的成長，此種良性循環之下，許多商業行為與利益隨之產生，其中之一即是藏書票的委託案亦開始增加，其中最著名的為被稱為「藏書票之父」的德國藝術大師杜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於1503年之前即為WillibaldPirckheimer創作的藏書票（圖三），據統計，他至少曾經創作過二十款以上的藏書票。
木刻版畫的技術在歐洲相當常見，而此時期大量出版的書籍亦多採取版畫作品來當插圖，因此許多十七世紀的藝術家，在接受書籍插畫工作的同時，亦接受藏書票的委託案來增加營收，其中皇室成員與宗教界重要人士，是這波書籍與藏書票訂製風潮的主要帶動者。
隨著歐洲殖民者於十六世紀的開始堀起，十七、十八世紀其強大的勢力將藏書票藝術隨之帶往美洲與澳洲，深深地影響了往後藏書票藝術國際間的發展，儘管在殖民初期各殖民地的藏書票均是由殖民者由母國所帶入，但是隨著後代子孫對母國記憶的遺忘，均逐漸於十九世紀發展出有當地風格的藏書票藝術。儘管德國是藏書票的起源地，但是英國殖民者的強大勢力將藏書票藝術隨之往美洲與澳洲傳送，以藏書票藝術的推廣角度上來觀察，英國是真正將藏書票藝術推廣於國際間的最大推手。
真正於美國創作的最早藏書票，是由丹恩（Stephen Daye, 1594-1668）於1642年所印製，但是藏書票藝術由殖民者傳入美洲之後，於十八世紀並未真正普及，還是僅限於上流階層人士使用，而且藏書票作品還是多委託英國藝術家創作與印製，再寄給身在美國的英國殖民者使用。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批英國殖民者的後代子孫，因為生長並受教育於美洲，對於英國的一切習性與風俗的記憶顯得逐漸模糊，於北美洲境內的殖民者後代儘管仍使用藏書票，但是漸漸選擇美洲當地的藝術家來為他們創作，美洲的藏書票風格開始由北美洲發源出屬於自己創作風格的藏書票。在美國獨立戰爭（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 1775–1783）結束後，波士頓、紐約與費城等地的印刷業興盛，藏書票的需求量亦隨之增加，當地的美國藝術家們開始被委託製作書籍插畫與藏書票。
亞洲在藏書票發展的起步上，日本是最早接觸到藏書票藝術的國家。一般說來，「明治維新」是從1868年10月23日睦仁天皇舉行即位大典，設年號為「明治」開始，主要是提倡學習西方文明的文化及風俗，不僅開始將西方著作翻譯介紹給日本國民，亦選派日本留學生遠赴英、美、法、德等國家留學，開啟了日本與藏書票藝術接觸的契機。
早期的日本藏書票，很明顯地受到歐洲的影響極大，齋藤昌三於〈藏書票大要〉一文當中，指出早期藏書票藝術剛傳入日本時，因為不知道該藝術是要另行印製於紙張再張貼書中扉頁，所以出現了直接印製在扉頁上的情形。以一枚1872年（時值中國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因日本文部省創立，特請當時駐英大使森有禮在英國委託製作的藏書票來看（圖四），當中有「明治五年」和「文部省創立」字樣。於1887年創立的日本聖公會，有一枚「日本聖公會東京地方南部監督ピカステス印」藏書票（圖五），由票面中明顯地看出深受歐洲徽章藏書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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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曼克（Formanek）於1991年發表的〈為何收藏：收藏者揭示其收藏動機〉（Why they collect: Collectors reveal theirmotivations）一文當中，提出收藏者因其自我表現與社交性，會藉著收藏行為與其他有相同嗜好的人結合成一個社會體系。或許就是基於這樣一個心理，從十五世紀中葉開始，藏書票藝術經過了四百多年的能量累積，終於在十九世紀末開始之後的約一百年間，藏書票藝術的愛好者紛紛自動聚集，許多國家接連出現了民間自組的全國性藏書票協會。
1891年是藏書票藝術轉變的重要年份，因為「德國藏書票協會」（Deutsche Exlibris Gesellschaft）與「英國藏書票協會」（Ex-Libris Society）均於當年正式成立，「英國藏書票協會」雖是由一群藏書票收集者所創立，但是有完整的組織章程。「英國藏書票協會」對藏書票藝術的最大貢獻，在於其每月出版的《藏書票協會月刊》（Journal of the Ex-Libris Society），免費寄送給所有入會會員，為未來將成立的眾多藏書票協會樹立了良好的典範，更重要的是為當時藏書票藝術的發展軌跡留下了文本資料。可惜的是，由於會員人數的下降和協會資金的不足，「英國藏書票協會」於1908年突然解散。
在西元1890年代至1990年代這一百年之間，藏書票藝術最大的發展就是各國的藏書票協會紛紛成立，除了上述的「英國藏書票協會」與「德國藏書票協會」於1891年創立之後，「法國藏書票協會」亦於1893年成立，並於1894年的1月份開始出版會刊。接連著如雨後春筍般，「美國藏書票協會」於1896年成立、「西班牙藏書票協會」於1902年成立、「澳洲藏書票協會」在1903年成立、「荷蘭藏書票協會」在1932年成立、「瑞典藏書票協會」於1934年成立、「丹麥藏書票協會」於1941年成立、「義大利藏書票協會」於1945年成立、「芬蘭藏書票協會」於1966年成立。
許多目前仍在運作的全國性協會，多是曾經經歷解散、並於1945年之後再行重新建立的，這情況應該與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的結束與景氣復甦有相當大的關係，例如「法國藏書票協會」於1945年再建、「德國藏書票協會」於1947年再建、「西班牙藏書票協會」於1950年再建（今日運作之協會於1989年再建），而全球最早成立的「英國藏書票協會」，亦於1972年再次重新成立。
亞洲的藏書票藝術在二十世紀才開始正式發展，這當中又以日本的藏書票發展的最早，且影響了台灣與中國的藏書票藝術。日本文化廣受中國文化影響，而中國使用藏書章的習慣自然也早就被日本人所採用，日本藏書票大師齋藤昌三在《藏書票的話》書中提出，日本在寶曆年間（1704-1763）的佛經當中，即有藏書票的使用，在前述提及一枚明治五年（1872年）「文部省創立」的藏書票，至少可以斷定十九世紀末期，日本已經有使用藏書票之例，且形式是由西方所引進。
從二十世紀開始，日本藏書票的能量快速匯集，例如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當時奧地利藝術家埃米路．握路利古在《明星》雜誌上，就曾經發表了藏書票相關文章，正式向日本讀者介紹藏書票藝術，而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藝術家橋口五葉，就在幫夏目漱石的《貓》和《漾虛集》創作插畫時，在書中的扉頁描繪出藏書票圖案。齋藤昌三與豐重未鳴於大正十一年（1922年）成立「日本藏票會」，並於同年在東京舉辦第一次的藏書票會議。昭和十八年（1943年），志茂太郎發起了「日本書票協會」的成立，該協會運作至今，在亞洲是相當活躍的藏書票協會，目前會員的常年會費一萬兩千円，會員不僅能免費得到一年發行兩次的「日本書票協會通信」，每年還能得到十二個月份的原作「愛書票曆」。
中國一向以藏書章的使用為愛書宣示主權，這自然會影響藏書票藝術在中國的發展，著名中國版畫藝術家李樺（1907-1995），於1934年在廣州成立了「現代版画会」，對中國在新興木刻運動上盡心盡力，以其精湛的版畫技藝自行設計與創作許多藏書票，與藏書票收藏家葉靈鳳（1905-1975），對中國藏書票藝術的創作與推廣上貢獻極大。時至1984年，中國民間於北京成立了「中國版畫藏書票研究會」（後更名為「藏書票研究會」），並於1987年加入「世界藏書票聯盟」。
藏書票藝術在中國的推展，自然會影響到香港與澳門，兩地分別於1985年和1988年舉辦過「藏書票展覽」，余元康、許晴野、陳法興、許朝英、熊美儀、熊愛儀以及鄭大戈等七位香港籍藏書票愛好者於1989年12月共同成立了「香港藏書票協會」，往後與台灣的藏書票藝術界有許多交流。
台灣在藏書票藝術組織方面，呂石明在1994年7月22日正式成立「台灣藏書票俱樂部」，並於1996年4月開始出版第一集的《藏書票》會刊。而台灣全國性的組織則成立於2000年8月1日，「台灣藏書票協會」於台北縣三重市五華國小正式成立，該協會在2002年8月31日正式得到「國際藏書票聯盟」的核准，以「The Taiwan Exlibris Association」之名正式加入「國際藏書票聯盟」。
目前國際間最重要的藏書票藝術聯繫管道，即是「國際藏書票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Ex-libris Societies，簡稱FISAE），是於1953年8月7日至9日，義大利藏書票收藏家（Gianni Mantero, 1897-1985）的朋友，一同相約於奧地利的庫夫斯坦（Kufstein）會面，共有來自七個國家約六十位的藏書票愛好者前往參加，進行藏書票藝術相關訊息的交流。經過這幾年的努力，參與會議的人數越來越多，再加上其舉辦的地點更換於歐洲各國間，已具有國際性質，由1958年於西班牙的巴賽隆納（Barcelona）舉行的會議中，約有150位來自12個歐洲國的參加者。
目前「國際藏書票聯盟」最重要的活動，即是兩年舉辦一次的世界大會，為全球藏書票協會與愛好者提供了最直接的溝通管道，於世界大會舉辦時不但可讓各國的藏書票愛好者進行面對面的書票交換活動，更是個最方便將國內藏書票展覽與競賽訊息散佈的場所。目前聯盟只接受具有全國性的藏書票協會加入，以2010年聯盟於官方網站公佈的最新會員名單當中，可見到共有三十九個全國性藏書票協會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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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不僅僅是國際性藏書票競賽與展覽不斷，更重要的一個特點是，博物館、圖書館等機構開始出現積極參與藏書票活動的跡象，而不僅僅只是在過往時那種被動的收藏或接受藏書票作品捐贈而已。
在藏書票的收藏上，博物館方面想收集的態度明顯地積極許多，例如義大利的「Brunico影像藝術博物館」，於1998年的12月份向國際間活躍的藏書票藝術家寄出了一份信件，明確表明館方在未來將要往收藏當代藏書票藝術的方向來發展，希望藝術家能將自己創作的藏書票免費寄送館方。此種博物館積極增加藏書票館藏之現象不僅只出現於歐洲，位於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的名古屋大學（Nagoya University），在旗下所設立的名古屋大學博物館就設有藏書票專室。而在中國的上海圖書館，在著名藏書票收藏家黃顯功的熱心推廣之下，成為中國第一所以收藏當代藏書票為主的國立圖書館。
目前國際間由博物館主辦或是與藏書票協會一起協辦的國際競賽或是展覽，數量不勝枚舉，以2009年6月至9月在波蘭的瑪勃克（Malbork）所舉辦的「第二十二屆國際現代藏書票雙年展」（The 22nd International Biennial Exhibition of ModernExlibris）為例，其主辦單位即是瑪勃克城堡博物館（Malbork Castle Museum），該館廣徵於2007年至2008年創作的藏書票，藝術家於2009年1月20日之前將藏書票作品寄至博物館，即可參加雙年展的展覽。此種藏書票競賽方式是由博物館扮演重要的主辦與收藏角色，而博物館舉辦此類展覽的最大用意，通常在於能夠以最少的經費來增加館方藏書票的收藏數量。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藏書票藝術在發展上，不論是在創作或是藝術行政方面，均出現了前所未見的發展，儘管在二十世紀間，義大利等國開始有藏書票專題博物館成立，而國際間博物館與各國藏書票協會所舉辦的國際競賽與展覽，更是有日益增加之勢。進入二十一世紀至今僅僅十年的時間，但藏書票藝術展現了前所未見的活動力，儘管未來在發展上還會再如何迭變目前尚不可知，但是透過所有藏書票藝術愛好者的共同努力，可知它正方興未艾地創造歷史，在藝術史上留下不容忽視的烙印。
更多台灣藏書票的發展，從日治時期由日本學者的引進，迄今已逾越八十逾年了。根據筆者收集的資料顯示，在台灣最早發表有關台灣藏書票的文獻是在昭和七年（1932年）元月的《台灣山林會報》。第六一九號刊物上，以署名悟郞（本名緒方吾一郞，任職於台灣殖產局山林課）撰寫的〈在日本的藏書票〉為最早。該文指出就其所知，台北帝大圖書館（為台北帝國大學之簡稱，今台灣大學前身）、及其所藏渡瀨文庫、台灣日日新報社的河村徹、杉浦和作、帝大的裏川大無等機關和個人都使用藏書票，作者並對逐漸流行的趨向，深表欣喜。文內附有藏書票，包括作者悟郞本人的共四款。
台北帝大（Taihoko Imperial University）圖書館的藏書票和河村徹的藏書票筆者都觀賞過。筆者特別對於一張帝大採用台灣山胞為藏書票的圖案，覺得很新鮮，令人喜愛。據日本東京大學工學博士，兼藏書票研究家樋田直人指出，這張藏書票大約在昭和五年（1930年）霧社山胞抗日事件鎮壓後製作的。其動機可能為宣揚關懷殖民地原住民的心意。
昭和八年（1933年）台灣日日新報社社長河村徹、台北帝國大學教授植松安和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山中樵等人，藉第二屆台灣圖書館週的推展，共同發起組織成立「台灣愛書會」，並於6月16日發行出版《愛書》會刊。河村徹在《愛書》創刊號，發表〈書物的趣味〉一文，談到藏書印和藏書票的關係。從第二輯開始《愛書》會刊改聘西川滿負責編輯，西川將河村徹的藏書票刊登在扉頁上。河村的藏書票採用希臘神話司農業之女神蒂美特（Demeter），由於她的撥種，使農作物發芽滋長，五榖豐饒，同時令世間繁花盛開，這似乎可以顯示河村本人的藏書豐富，也象徵他為人寬厚的風範。
日據時代台灣的藏書票推廣，最大的功臣就是西川滿這位文學家。西川滿生在日本，但三歲時就渡海來台，在台長大，讀大學時才回日本，進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法語系，畢業後又來台灣，他也是一位愛書人，也是「私家本」的印製高手。筆者與過世的西川滿有多年的深交，他所印製的私家本筆者收藏四十多冊，每一冊均為他心血的結晶，是筆者重要藏書之一。《愛書》會刊在他的編輯之下，共出版十五輯而後結束。他在《愛書》會刊上刊載他自用的藏書票，有「城門」和「兒雷也」等藏書票，與相關的文章。同時也刊載國外藏書票多款。並邀請他的友人日大教授禿徹執筆撰稿介紹藏書票，及刊載禿徹本人自用的藏書票，藉此喚起讀者的注意。
據西川滿本人表示，在他的時代，將藏書票大力加以推廣的，主要是由他創辦的《文藝台灣》雜誌。該雜誌第三卷第六號為藏書票特輯，裡面刊載在台日本美術家立石鐵臣、飯田實雄、宮田彌太郎，和日本美術家川上澄生、谷中安規、板祐生等人的十六款藏書票，其中包括飯田實雄為文藝台灣設計的「天女散花」藏書票。並有西川滿等人談藏書票的文章六篇。西川對於推廣藏書票的盡心盡力，由此表露無遺。
西川滿的藏書票筆者收藏有二十一款。大部分由立石鐵臣和宮田彌太郎兩位畫家代為設計創作。他們兩位當時在台灣是最活躍的畫家，立石是一位隸屬於日本國畫會的油畫家，屬於梅原龍三郎派系深具實力的油畫家。而宮田則屬於日本傳統畫的畫家，時常繪畫美人圖。例如他替河村徹設計的藏書票，則採用「文樂人形」（日本江戶時代盛行於大阪的一種傀儡戲）為圖案，充分發揮他繪畫美人圖的特長。啟迪他們兩位對創作藏書票發生興趣，並實際步入創作領域的主要誘導功臣，就是西川滿。
藏書票在台灣的推展，已經因他們的努力而大有進展。從1933年至1945年這十年間，藏書票這種風雅的藝術品，激起了文化界人士的認同與回應。例如帝大教授矢野蜂人、台灣籍的賴建銘、楊熾昌、吳新榮、林榮標和鄭津樑等，均有自用的藏書票。
以上是從《台灣山林會報》、《愛書》和《文藝台灣》三份刊物，談述藏書票的推廣概況，這些為日治時代早期的台灣藏書票文化藝術，雖然影響的範圍有限，但無形之中將藏書票融入讀書人的生活中，提升民眾對版畫藝術的欣賞和愛好，連帶地對積極培養大眾建立讀書、愛書和藏書的書香社會，也是不無貢獻的。在台灣藏書票的發展歷史上，日治時期台灣藏書票的推廣，西川滿等人的大力推展，是功不可沒的。
隨著台灣光復，日本人被遣送回國，加上台灣政局動盪不安，這種剛萌芽茁壯的藏書票從此消聲匿跡。直到1980年間，經有心人士的報導與呼籲和美術教育界的人士積極的推動，社會上再度逐漸重視。
1999年 舉辦「亞洲藏書票展」，並出版精美專輯
2000年 「台灣藏書票協會」正式成立
2002年 加入國際藏書票聯盟的會員國
2004年 舉辦「台日藏書票交流展」，並出版紀念專輯
2004年 參加「第30屆維也納尼斯國際藏書票大會」
2006年 參加「第31屆瑞土尼翁國際藏書票大會」
2008年 參加「第32屆中國北京國際藏書票大會」
2010年 在台灣文學館舉辦「書本上的珍珠—台日藏書票特展」邀請11位日本著名藏書票收藏家，每位提供個人自用藏書票50款參展，藉此提升台灣民眾對藏書票之認識（請參閱潘青林著作《藏書票藝術解碼》第四章〈台灣藏書票發展史〉有詳盡的論述），同時薰陶民眾對於藏書票使用的興趣，豐碩愛書、讀書的書香社會。亦期盼國立台灣文學館能在未來能成為國際藏書票的重要研究中心。
與藏書票的淵源：有一位武井武雄（1894-1983）的有名繪本畫家，他不稱圖畫書為「繪本」，而造詞叫「童畫」。因此也許應該稱他為童畫家才恰當。他做了許多藏書票，還經常登上書票曆上，也發行過139冊很美的掌上型所謂「刊本作品」。很多愛書者成為武井迷，進而聚集成立了「刊本之友会」，而我也成為其中的一員，並企劃武井武雄藏書票集，得以完成武井藏書票。這就是我與藏書票最初的淵源，之後更沈迷於藏書票之魅力，而收集藏書票的因緣則是愛書的關係。
有興趣的藏書票：特別以我使用的筆名相關「Don-Quixote」（唐吉訶德）為主題之收藏。
與藏書票的淵源：進出古書店後漸知藏書票為何物。版畫則是更早的興趣，也曾有收購。藏書票之收集，有時是請版畫家製作50張特製書票，或者與收藏同好互相交換，從中邂逅不識之作品。與同好談話分享是一大樂趣。請託製作藏書票是在1980年，之後和大家互換、蒐集。
有興趣的藏書票：目前請託製作以《Gulliver's Travels》（《格列佛遊記》、《小人國歷險記》）為主題的藏書票。也收集「由船隻衍生之文化」和以「船」為主體的航海主題之藏書票。
與藏書票的淵源：約40年前丹麥Helmer Fogedgaard氏寄給我許多藏書票，才得知志茂太郎氏主辦的日本愛書會，進而入會參加。（德國的 Dr.Gernot Blume也是因丹麥的Klaus Rodel贈送很多藏書票而開始產生興趣。）
有興趣的藏書票：
1.與文學相關（作家、學者、批評家、插畫畫家）之書票
2.與文學相關之書票
3.名家書票
4.藝術高超之書票
5.erotic exlibris書票
與藏書票的因緣：藏書票本來是貼在自己所珍愛的藏書上，而我卻是被藏書票上的繪畫強烈吸引而開始收集。這應該是早先即對繪畫收集（版畫為主）有興趣的原因。 有興趣的藏書票：我的藏書票主題是「小鳥」、「愛/Eros丘比特」等。最奢侈的事莫過於請中意的專業藝術家為我特製藏書票。
與藏書票的淵源：對於文學、歷史相關的閱讀及現代日本版畫之收集均有興趣。也對可以稱作小版畫的藏書票有興趣而收集。在請託製作藏書票時，需將藏書與圖案設計作調和，偶爾也請專人製作小型版畫的藏書票。
有興趣的藏書票：收藏書票的圖案以日本四季風物、作家肖像等為主，也有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國的文學歷史相關之人物像或風景等。技法上以木口木版、銅版為多。
與藏書票的淵源：大學畢業那年的昭和38年（1963年），在剛出版的庄司浅水《書物の楽園》一書中，發現了藏書票相關之記載，因而引發興趣，是與藏書票淵源之始端。
有興趣的藏書票：以江戶時代迫使日本開國的美國佩里提督（Matthew Perry）為主之書票居多。
與藏書票的因緣：因為非常喜愛書畫而經常流連於各式展覽、畫展等。在日本書表協會所舉辦的首屆大會前夕，看到報紙刊登了圖文並茂的藏書票記事，以及協會之訊息而入會參加。參加首屆大會時（1984），手裡握著委託型染藝術家友人所做的藏書票，緊張地進入會場。當時的演講、實作、交換會，以及與會者的溫暖用心，使我完全被俘虜了。之後相繼參加了第24屆世界書評會議札幌大會、海外的波斯頓大會、丹麥、奧地利、瑞士等世界大會。每次都是期待在世界大會上與會員們無距離的重聚。明年若還健康的話，打算參加在土耳其舉辦的大會。
有興趣的藏書票：因為喜愛自然，委託製作之藏書票主題如：山、樹、花、鳥，以及十二生肖中的龍，唯一的非實存動物。
與藏書票的因緣： 1964年藉由畦地梅太郎老師在雜誌《アルプ》（ARUPU）所刊登的木板畫票主募集之記事得知了藏書票，但是因為當時花費實在太高而無法購買（我的收入也很少）。 1982年的季刊《銀花》第50號刊登日本書票特集，但是沒有記載募集之方式，在廣島居住的我並不知曉有委託設計之事。日本書票協會在1988年6月於東京銀座舉辦藏書票展覽會時，我剛好出差偶然參觀，馬上加入該協會，並開始製作藏書票。目前擁有197件。
有興趣的藏書票：因為生肖關係而對「馬」，以及日本蘭有興趣，也以「蘭」等為主題收藏書票。製作方法以木版畫（版目.木口）和銅版畫為主，偶爾也用其他方法委託設計。
與藏書票的因緣：自幼喜愛閱讀，因兒時鄰家為書店，常流連書店閱讀。加上小學開始即以木版畫自製賀年卡，而對版畫產生興趣。書與版畫的接點，正是「藏書票」此物。隨著長大，對藏書票的興趣就更理所當然了。
有興趣的藏書票： 18歲時看了希臘悲劇電影而大受感動，從此對「希臘悲劇」產生興趣而大量閱讀。我在這些書裡貼上很多藝術家所作的希臘悲劇相關之藏書票。其他尚有以藏書票藝術家的畫風思考，製作與我個人喜愛的小說家為結合的藏書票。例如在小川國夫的小說本上使用坂東壯一的藏書票；在辻征夫的詩集配以辻憲的藏書票；在藤枝靜男的小說貼上佐藤暢男的藏書票。對於喜歡書、喜歡版畫的我而言，這些興趣正是令我全力以赴工作的活力泉源所在。
與藏書票的因緣：見識了前輩收藏家，進而獲得推薦而開始收藏。
藏書票收集對象：喜歡銅版細緻的藏書票
與藏書票的淵源：進出古書店後漸知藏書票為何物。版畫則是更早的興趣，也曾有收購。藏書票之收集，有時是請版畫家製作50張特製書票，或者與收藏同好互相交換，從中邂逅不識之作品。與同好談話分享是一大樂趣。請託製作藏書票是在1980年，之後和大家互換、蒐集。
有興趣的藏書票：目前請託製作以《Gulliver's Travels》（《格列佛遊記》、《小人國歷險記》）為主題的藏書票。也收集「由船隻衍生之文化」和以「船」為主體的航海主題之藏書票。
